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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限定與確認——重讀《青春之歌》

來源:《長篇小說選刊》 | 李振  2020年02月11日09:05

楊沫的《青春之歌》自初版至今六十余年,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它是我投身革命的印痕,是我生命中最燦爛時刻的閃光”。雖然小說曾多次受到批判,并出版修訂本,但作為“紅色經典”影響巨大,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無法忽略的重要作品?!肚啻褐琛芬v述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變成無產階級戰士的發展過程”,這無疑具有一個特定的歷史前提與時代語境。在這種特定的歷史前提與時代語境下,小說實現了對人物、情感、社會潮流與現實生活的文學化重塑與呈現。然而文學敘述的豐富性和不確定性讓一個文本在其創作中便產生了某種屬于文學的彈性,它在映射出文學自身講述方式的同時,也映射著文學與時代的關系。

主人公林道靜的革命歷程同時也是一個個體于時代潮流中尋找自我、發現自我的過程,小說開頭便是北平開往北戴河的列車上守著琵琶、月琴、竹笙等“幽雅的玩藝兒”的女學生獨自遠行。對于林道靜的出走,作者進行了充分的交待,專設一章從她的生母秀妮的經歷講起。秀妮被大地主林伯唐霸占生下林道靜,林道靜出生之后又被林家大太太徐鳳英奪走,從而導致一方面是走投無路的秀妮跳河自盡,另一方面是林道靜自幼飽受繼母虐待。就林道靜的革命之路而言,這種身世設置為她提供了必要的階級基礎:“我是地主的女兒,也是佃農的女兒,所以我身上有白骨頭也有黑骨頭?!薄鞍坠穷^”預示著她前期的天真、軟弱也意味著某種巨大的改造與成長空間,而“黑骨頭”和生母的慘死則包含著階級身份與個人情感之于革命的堅定與可靠。所以,唯有“白骨頭”與“黑骨頭”共存的復雜關系才更可能催生出林道靜式的革命故事。但是,林道靜的出走也因此產生了某些特殊之處。自新文學以來,曾有大量反抗舊家庭、舊婚姻,以出走的方式爭取獨立、尋求自我的文學書寫,它們與林道靜的出走有著相似的歷史前提與時代背景。然而,后者的特殊之處在于繼母長期的虐待和成年之后繼母欲以之“賣出這些年的飯錢”使林道靜的出走帶有了更多被逼無奈的色彩——“她發誓要永遠離開這個可恨的家庭,永遠不再登這個罪惡的大門”——它在同時代新舊兩種世界觀與生活方式的選擇間增添了某種決絕的、不可選擇的善惡之爭。這讓林道靜的處境或者說她與外部的關系變得異常繁雜,時代潮流和個人恩怨、新舊兩種文化沖突、融為一體又針鋒相對的特殊階級基礎以及選擇和無可選擇的現實生活使小說的主人公仿佛甫一登場便具有了豐富而廣闊的人生路徑與書寫可能。然而上述互相勾連的矛盾或多重關系更像是真空狀態下實驗室里的數據模型,如果我們讓這些相互糾纏的關系現實地作用于林道靜這一既定的文學形象之上便會發現,種種元素實則互相鉗制,就像林道靜的階級出身與悲慘的繼女處境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小說走向新時代女性尋求戀愛、婚姻自由等情感故事的可能,而從敘事邏輯上使之別無選擇地由出走經過情感故事的過渡而最終通往革命。因此,經由作者鋪陳的時代背景、文化沖突、階級立場、倫理關系、個人境遇等多重社會矛盾及其蘊藏的文學敘事可能并沒有為小說及其人物帶來廣闊而開放的敘述空間,相反,它以取其交集的方式對主人公林道靜的身份以及由這種特殊身份推動的故事情節進行了非常嚴格的限定。

1960年再版的《青春之歌》進行了一次修改,增加十一章,其中包括林道靜在農村參與革命斗爭的七章。作者認為,“這些變動的基本意圖是圍繞林道靜這個主要人物,要讓她的成長更加合情合理、脈絡清楚,要使她從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變成無產階級戰士的發展過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堅實的基礎”。讓林道靜到農村“經受考驗”無疑是對當時主流話語的應和,但對這一過程中增添的人物鄭德富也應給予充分重視?;韽埿闾m的林道靜到地主宋貴堂家做家庭教師,偶然遇到了長工鄭德富:“道靜不禁大吃一驚,那黧黑的蒼老的臉上,有一雙奇異的白眼仁正死死地盯住她,而除了這白眼仁,她還看到一張熟悉的好像在哪里見過的臉”,同時更讓林道靜心生恐慌的是“你不姓張你姓林”。秘密在小說中隨即揭開,鄭德富曾是林道靜家的佃戶,交了租子沒糧吃,迫不得已把七歲的女兒黑妮送到一個小商人家里做童養媳。小說詳細描述了鄭德富如何流著淚又狠了心把黑妮扛去婆家,這既對鄭德富仇恨的眼神做出了解釋,又對鄭德富和林道靜的關系進行了交待——“你是小姐,他是佃戶”。正是因為鄭德富的出現,林道靜才“真正感受了階級仇恨的滋味,也真正地、深深地恨起地主階級和一切壓迫階級”,“也恨起自己身上被這個階級所沾染上的污點”。如果說增加的七章讓林道靜切實地參與到農村的革命運動之中,那么鄭德富在小說中的出現則讓她在現實的生活里而不是之前的理論書籍中理解階級關系并引發思想上的變化。更為重要的是,搶收過后鄭德富態度的變化對于林道靜來說也不僅僅是原諒那么簡單。身份暴露的林道靜在鄭德富的幫助下逃離宋家并與組織匯合,在王先生那里,鄭德富有這樣的話:“你不是林伯唐的閨女,你是鬧革命的閨女,咱還能再恨你?”林道靜于搶收行動中的作為以及鄭德富與組織的隱秘關系讓林、鄭二者之間的矛盾于增添的七章結尾得以化解,這其實為林道靜此后的革命之路提供了某種政治保障。一方面是她在農民運動中經受了考驗,另一方面是她的身份在小說里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之前“你是小姐,他是佃戶”的關系隨著情節的推進不復存在,而關系的變化自然也伴隨著身份的變化。如果說此前林道靜向往革命的進步青年的身份是經由盧嘉川等身處學生群體的革命者來證實的話,那么在這個時候,她成為革命者而不再是剝削階級小姐的身份變化則是由鄭德富來推動并加以確認的。尤其對于再版增添的這部分內容,既然讓林道靜在農村革命運動中經受考驗是必須進行的敘事補充,那么讓一個與之存在舊的階級聯系甚至曾產生刻骨仇恨的佃戶來確認其新的身份無疑更具階級認同感和政治說服力。除此之外,鄭德富與組織的聯系又讓這種確認不僅僅來自佃戶——“這是共產黨叫我不再恨你啦”——它其實實現了階級與組織的雙重確認。所以,1960年版所增添的圍繞農民運動展開的七章不止是讓一個進步青年到農村經受考驗、參與農民革命的情節需要,它還包含著對小說十分重要的組織和階級層面對林道靜革命身份的確認。

正如小說作者的創作初衷,她要寫出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何變為無產階級戰士的革命歷程,這本身就明確了艱難、漫長且需著重講述的身份轉換。這種轉換無疑包含著那個年代的政治邏輯,而圍繞它展開的文學敘述則要隨之建立起相應的敘事方式。所以,小說開始對人物身份復雜又頗具策略的限定與后來增補的階級和組織層面對人物身份的重新確認共同作用,才將林道靜切實地嵌入到小說所需要的敘事邏輯中去,也讓這種身份的轉換能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更合乎“工農結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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