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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來唐宋文學研究的歷史啟示

來源:《文學遺產》 | 韓經太  2020年02月11日08:56

內容提要:新中國七十年唐宋文學研究的總體觀照,具體表現為以下三種經驗范式的總結分析:一是文學思想性主導的經驗范式,以建國初十七年關乎詩國“盛唐”氣象的學術爭鳴和有關宋詩選注標準的錢鍾書話語為典型現象,啟示我們深入思考文學本質規定中的政治思想問題;二是思想方法創新思潮主導的經驗范式,以方法趨新和學術固本的優勢互補、“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的相互生成為學術語境,啟示后人注意方法創新對于文學本質發現的意義;三是學術爭鳴關乎中國特色文學體系建構的經驗范式,以《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的爭鳴和中國文章學體系成立于何時的爭鳴為典型現象,啟示學界關注中國古典文學體系構建的文學性這一本質問題。

關鍵詞:時代思潮 文學本質 歷史啟示 經驗范式

作者簡介:韓經太,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出版過專著《中國審美文化焦點問題研究》等。

 

建國七十年中國學術發展的歷史經驗,值得認真總結。當然,這不能僅僅是我們都做了些什么的計量敘述,而應該從中找到規律性的經驗范式,然后用為未來學術健康發展的重要參考?;谶@樣的指導思想,建國七十年唐宋文學研究的歷史經驗,可以高度概括為時代思潮遞變背景下文學本質發現的三種經驗范式。顯而易見,我們用以審視歷史并作出判斷的學術理性,基于我們的文學主位立場,以及建立在這一立場之上的文學本質追求。而之所以我們認為有必要堅守文學主位立場和文學本質訴求,又是因為在如此豐厚的歷史積累面前,今天的人們卻感覺無法說清文學究竟是什么!于是,就希望我們這里的學術回望有助于人們重新思考文學本質性問題并真正有所收獲。

新中國建立之初的古典文學研究事業,如同現當代文學創作實踐,是一個全新的開始。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舊學商量兼新知培養,關鍵是評價事物的價值標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此,作為過來人的錢鍾書,有過深刻的歷史敘述:“應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就改變了解放前這種‘可憐的、缺乏思想的’狀態。要寫文學史,必然要研究社會發展史;要談小說、戲曲里的人物,必然要研究典型論;要講文學與真實的關系,必然要研究反映論;其他像作者動機和作品效果——德·??颂崴箯娬{的‘意圖世界’和‘成果世界’——的矛盾、作品形式和作品內容的矛盾,都是過去的評點家、箋注家、考據家可以置之不理或避而不談的?!保?]新中國的建立,意味著一整套思想方法開始對古典文學研究主體發揮規范作用,從最核心的社會發展史基本規律和唯物主義思辨方法,到審美反映論和藝術典型論,錢鍾書的總結是全面而深刻的。但有一點是他沒有考慮到的,那就是新中國文學價值觀來源于新文化運動的“西學”之道和共產主義運動的“蘇學”之道,并且在中國化的思想實踐中統一于“勞動”主題和“人民”主體的思想體系。與當今時代相比較,七十年前開始的那個時代,什么是文學以及文學應該做什么這樣的問題,始終處在每一個研究者學術思維的核心位置,并因此而使當時的學術研究呈現出形態透明而未免單調和精神純粹而未免單一的時代特征。

學術爭鳴乃至于學術斗爭,也因此而成為一種常態的學術生活。

如果說歷史上的“唐宋詩之爭”,緣乎十七年特定時代“形象思維”的核心命題而產生崇唐抑宋的整體傾向,那么,在唐詩名家之間,李白詩歌風格的當代闡發,因為與“盛唐氣象”的闡釋密切相關,一時間成為學術爭鳴的“熱點”。1958年1月,林庚先生寫出了《盛唐氣象》一文,應該說是有著特殊的代表性的。文章指出:“盛唐氣象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朝氣蓬勃,如旦晚才脫筆硯的新鮮,這也就是盛唐時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藝術形象,在這里思想性與藝術性獲得了高度的統一,我們如果以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這說法是不全面的,我們只能說屬于人民的作品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人民不一定總是描述黑暗的?!薄袄畎资鞘⑻茣r代最典型的詩人,整個盛唐氣象正是歌唱了人民所喜愛的正面的東西,這里反映了這時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漲,這也就是盛唐氣象所具有的時代性格特征;它是屬于人民的,它是人民所喜愛的,它是與黑暗力量、保守勢力相敵對的,這就是它的思想性?!保?]林庚先生的觀點表述,既是對歷史上詩國高潮的形象描述,也是對當代社會思潮的積極回應,而其中隱然有所針對的那個辯論對象,則是敢于與師長論辯的青年裴斐。裴斐《什么是李白詩歌的主要精神》《談李白的詩歌》《談李白詩歌討論中的一些分歧意見》連續發表于1955—1956年[3],他認為李白作為一個卓越詩人出現時,并不是在“上升發展的”“階級矛盾十分緩和的時候”的“大唐盛世”,相反,“是出現在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的時候”“由繁榮走向崩潰”的“黑暗時代”。李白不是充滿了“樂觀情緒”“少年的解放精神”的“盛世”的歌唱者,而是“那黑暗社會的無情揭露者”。時至今日,具體到“盛唐”時代的歷史確認以及“盛唐氣象”如何闡釋的學術問題,人們仍然可以從容探討。這里只是想強調指出,作為師生兩代的唐詩研究者,林庚先生和青年裴斐的學術思維顯然都接受了新中國時代思潮的深刻影響,青年裴斐對階級分析方法的高度自覺,恰恰對應于林庚先生對“人民所喜愛的正面的東西”的詩意把握,相比之下,他們兩位究竟誰才真正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呢?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僅僅著眼于階級矛盾分析還是不夠的,同時需要另一種著眼于人民大眾實際利益的社會和諧思維來作補充。

關心民生疾苦,揭露社會矛盾,一直以來都是文學批評界用以定位古典現實主義的基本標準,中唐白居易等人所主導的新樂府運動及其新樂府詩創作,也因此而成為新中國學術界關于唐詩精神闡釋的重點之一。白居易新樂府詩自覺傳承的“首章標其目,卒章顯其志”的寫作范式,若從文學寫作有效發揮社會功能的角度看,自有其凸顯主題和闡明主旨的特殊作用,而若從詩歌創作講求藝術形象的角度看,當年霍松林的批評便不失為中肯之言:“但不論過去和現在,都有這樣做詩的‘詩人’,他們不去創造足以表現詩的思想性的形象,只在一大篇蒼白無力的描寫或枯燥乏味的敘述之后安上一個思想性的尾巴,而李嘉言先生就把這作為一種‘寫作方法’,作為中國現實主義詩歌的‘優良傳統’肯定下來,加以贊揚,不知是什么意思?”[4]文章提到要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作斗爭的歷史背景,值得大家注意。作者另有《典型問題商榷》等系列論文[5],足見“典型”論和“形象思維”論乃是當時文學思潮的核心規定,也正是這種實際上來自于蘇聯文學思想界的“形象思維”討論,以其講求典型化的形象思維的文學本質論,驅動了20世紀50年代中國文學界圍繞“思想性”和“形象性”兩個旋轉軸心而展開的學術回旋。其中,關于對白居易新樂府詩寫作方法的不同概括,其實涉及到如何總結和提煉中唐新樂府運動作為中國古典現實主義之自覺傳承的藝術精神問題,當時辯論雙方的意見,未嘗不可以參融互補。

緣乎“思想性”和“形象性”的時代沖撞,唐詩研究界涌現出關于司空圖“韻味”詩學觀以及詩意含蓄美的理論闡發。1962年9月號《新建設》發表吳調公《司空圖的詩歌理論與創作實踐》,認為司空圖總結了唐詩“不同流派”的“渾融醇厚”的藝術經驗,“能充分發揮詩歌的形象特色,把靈感和想象聯結起來”。雷履平《詩的含蓄美》認為司空圖要求表現“生活本質但又不是把生活現象簡單化的典型感受”(《四川文學》1961年8月號)。盡管類似論點很快就遇到反對純粹藝術論者的批判,但我們仍然感受到了特定時代思潮主導下文學研究的豐富形態。

錢鍾書的《宋詩選注》,更以其獨特風貌凸顯于當年的豐富形態之中。

夏中義《反映論與錢鍾書〈宋詩選注〉——辭別蘇聯理論模式的第三種方式》(《文藝研究》2016年第11期)一文認為:考辨一個學術名家有否思想家的獨立品格,關鍵是看他在特殊歷史時段能否于思維方法層面規避強制性主潮,而為學術史留下難得的獨立思考成果。今日再讀寫于1957年6月的《宋詩選注·序》,耐心品味字里行間的詩學意蘊,雖則無所不在的小調侃其實影響了學術文字的雅潔簡明,但話語巷道曲折婉轉之間的思路走向,仍然是異常鮮明的?!罢麄€說來,宋詩的成就在元詩、明詩之上,也超過了清詩?!薄八稳四軌虬烟迫诵拗牡缆费娱L了,疏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險開荒,沒有去發現新天地?!比绱嗽捳Z,并不是在支持“唐宋轉型”說,而是在申述“唐宋一體”觀。宋詩是唐詩的精密化的延續,而其成就又高于元明清詩,所以,《宋詩選注》的編選標準自然也就延續著唐詩的標準。

是的,十七年唐宋文學研究的著述體量并不大,整體的學術脈絡呈現出可以理解的偏執和單調。但是,留給今天人們的歷史啟示卻是格外深刻的。

我們把1977年至今,看作是建國七十年來唐宋文學研究的第二階段。1977年這個年度的選擇當然是有所寓意的,因為那是恢復高考的一年,正是在這一年,一大批“讀書種子”有幸進入高等學府,同樣有一大批“學術大師”重回講壇,于是薪火相傳。更何況,那是一個以反思歷史為開端的時代,也是一個重新睜眼看世界的時代。憑借“反思”的時代精神,“新時期”首先呈現出重新審視傳統闡述體系的學術銳度。這里我們以新時期第一位文學博士莫礪鋒的處女作《黃庭堅“奪胎換骨”辨》(《中國社會科學》1983年第5期)為例,該文內容提要的第一句話就是“本文是一篇駁難之作”,而結束語則是“應該推倒千余年來在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中對黃氏的這一謬評”。是的,“新時期”的唐宋文學研究就是從“把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開始的。比如李白與杜甫的比較評判問題,又比如“豪放詞”與“婉約詞”的詞史地位問題,如此等等,蔚為大觀?!胺此肌北厝灰馕吨匦聵嫿?,而重構的眼光所向,已然不是封閉的世界,于是,“新方法”“國際化”成為時尚話題。上世紀結束之際,大量世紀回顧性質的論述,對此已有全面掃描式的綜述。僅以唐代文學研究為例,如蔣寅《20世紀后期唐代文學研究述評》(《山西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杜曉勤《20世紀唐代文學研究歷程回顧》(《北京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劉揚忠《新中國五十年的詞史研究和編撰》(《文學遺產》2000年第6期)及其《新時期宋詞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古籍研究》2000年第4期)等,均出于專家眼光,照顧全面,切中要領。這一切,相信學界同仁早已熟知,無需重復述說。

當時的世紀回顧,已然注意到了“美學熱”和“鑒賞熱”的相互作用所帶動的文學作品審美細讀傾向,而這種文學細讀實際上又和當代文學創作中的“反思文學”相呼應,賦予自身以重塑文學史的學術深度——接下來果然生成了“重寫文學史”的時代自覺?!爸貙懳膶W史”的醞釀過程,實際上伴隨著“新方法論”和“宏觀研究”的雙重自覺,而“新方法”的講求和“宏觀研究”的倡揚,并不單純是理論界的自覺行為。

而今回想起來,上世紀的80年代,充滿了學術激情和思想活力,“新詩潮”“新方法”的誘惑所引起的學術躁動,固然產生了一大批帶有實驗性質的學術成果,但其中也不乏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成功之作。如果說吳調公《論李商隱詩的朦朧美》(《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2期)的選題,多多少少都與當時“朦朧詩”的興起有所關聯,那董乃斌的《李商隱詩的語象—符號系統分析——兼論作家靈智活動的物化形式及其文化意義》(《文學遺產》1989年第1期),便與符號學的新批評方法論相互契合[6]。與此相近,陳莊、周裕鍇《語言的張力——論宋詩話的語言結構批評》(《四川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也不難從文章小標題中發現新思維范式的跡象:一、句法——邏輯的引進與打破;二、章法——對立沖突的辯證結構;三、對偶——遠距異質原則;四、拗律——反心理預期的聲律脈動;五、語詞——語言的陌生化效力;六、字眼——意象“力的式樣”的顯示。如果說以上例證屬于直接參照新方法,那趙昌平的《唐詩演進規律性芻議——“線點面綜合效應開放性演進”構想》(《文學遺產》1987年第6期),誠如作者后來的自我回顧,則是對新理論紛至沓來的一種積極回應。作者想對當時熱議的外部因素轉化為文本內含的中介問題作一回答,于是有如葛兆光之所言,題目逐新而內容其實是中國的傳統的。趙昌平從一開始就具有深沉的詩史意識,盡管最終遺憾地未能完成《唐詩史》這一規劃中的著作,但他思考問題的方式始終具有把握詩史演進規律的學術關懷。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新方法熱”其實并沒有遮蔽堅持“傳統方法”的學術創造。葛曉音的文學研究方法論自覺,強調“吸取新方法應以傳統方法為本”[7]。從論文《初、盛唐詩歌革新的基本特征》(《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2期)和專著《八代詩史》開始,她總是要求自己對文學史實有更深入的了解,總是追求對作品文本的精深解讀,參考各種理論觀念和研究方法而使傳統方法的本體更加豐滿,數十年如一日,以其堅實的學術足跡為當今學界作出了示范。

《文學評論》1982年第4期,程千帆《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誤解》一文,具有特殊的學術價值,程千帆先生以“小中見大”亦即“以大觀小”的學術方法,精密考察《春江花月夜》自初唐而至于現當代的“被理解和被誤解”的文學接受史軌跡,其中包括他對聞一多和李澤厚之評說的分析,精到細密。即使到了文學接受學蔚成風氣的21世紀,程千帆先生此文依然可以視為典范。其中,緣乎《春江花月夜》是否“宮體詩”而展開的討論,引出陳后主和隋煬帝兩個文學傳統以及隋煬帝雙重性的問題,程千帆指出:“隋煬帝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作家,有一種比較獨特的二重性。他是宮體詩的繼承者,又是其改造者?!薄白鳛闃犯柁o的《春江花月夜》雖然其始通過陳后主等的創作而以宮體詩的面貌出現的。但旋即通過隋煬帝的創作呈現了非宮體的面貌。而張若虛所繼承的,正是隋煬帝而非陳后主等的傳統。作品俱在,無可置疑?!被诖硕匦滤伎妓逄莆膶W一體論述的問題,正是近年來唐詩研究領域的新動向,而程千帆先生的智慧啟發,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加顯現出來。

周勛初先生的《從“唐人七律第一”之爭看文學觀念的演變》(《文學評論》1985年第5期)與程千帆之文有異曲同工之妙。周文指出:“嚴羽和明人雖然都推崇盛唐詩歌,但實質上卻有很大的不同。嚴羽推重的唐詩,是指那些保留著很多漢魏古詩的寫作手法而呈現出渾樸氣象的詩歌;明人推重的近體詩,是指那些寫作技巧全然成熟而表現為精工的作品?!薄暗搅饲宕?,明人的意見更是進一步得到了加強?!逼鋵?,這種對詩歌技藝成熟的講求,在宋初歐陽修所推介的梅堯臣“意新語工”的批評標準中,就已有充分顯示了。江西派黃庭堅對杜甫到夔州以后詩的欣賞,以及其有關“不煩繩削而自合”的方法論講求,包括“活法脫胎換骨”的方法論自覺,都說明在嚴羽之前就已經形成了后來明人的詩學意識。所以,這與其看作是宋人和明人的差異,不如看作是宋人內部的不同追求。再進一步,“意新語工”而又“渾然天成”,不正是“不煩繩削而自合”嗎!由此可見,富于方法論探索意義的“小中見大”,其“接著說”的空間既深且廣。由此亦可見,如是“小中見大”的研究方法,不正是“微觀研究”而又具有“宏觀研究”的學術穿透力嗎!

《文學遺產》雜志的“古典文學宏觀研究征文選載”欄目,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學術界一道引人注目的風景線。陳伯海先生近年在回顧當年倡揚“宏觀”之初心時指出,宏觀研究后來轉型為文學史觀的探討,更提升為文學史學的構建,其意義不可低估。眾所周知,當時古典文學界興起的“方法論探索”和“宏觀研究”熱潮,是文化界掀起的氣勢磅礴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本學科領域的回響。雖然這兩次學術熱潮,由于研究者自身的學術積淀、大的文化氣候的變遷等復雜原因,沒有留下多少經典性的成果并滋生了一些不良的學風而廣為學界所詬??;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們革新了數十年的研究方法,擴大了研究視野,重新調整了研究格局,確立了多元化的價值取向,古典文學研究因此而實現了艱難的轉型。這兩次頗具革新意義的學術思潮,給我們的啟示是:新方法、新理論雖不能“點鐵成金”,卻常常是擺脫困境、開拓學術新境的重要途徑。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應該對這兩次學術熱潮的倡導者和參與者表達深深的敬意,猶如我們同時應該向那些在新思潮風起云涌時堅持“傳統方法”的學者致敬!

從學術史的“宏觀軌跡”上著眼,20世紀80年代后期所倡揚的“宏觀”研究,接下來轉型為“文學史觀”的討論和“重寫文學史”的實踐,歷史如此演進的內在驅動,可以看作是整體觀照所具有的歷史感訴求——包括唐宋文學在內的古典文學原本就是一種歷史存在——的必然結果。在那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歷史感訴求,契合于“新時期”的反思文學精神,實際上賦予古典文學研究主體以特殊的歷史使命感。

羅宗強先生晚年的學術編年,從1979年說起,這本身就富有歷史感[8]。在發表于20世紀80年代的《唐代文學思想發展中的幾個理論問題》一文中,羅先生開宗明義地指出:“唐代文學思想的發展,是從反對綺艷開始的,最后卻又復歸綺艷。雖然唐末五代的崇尚綺艷,與初唐承襲的南朝綺艷之風在表現形式、藝術水準和藝術價值上都不可同日而語,但最主要的一點卻是相同的,那就是它們都反對功利主義文學思想。三百年間,走了一個大回旋。這個大回旋很像是中國文學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小斷面。從這個小斷面,文學思想發展中的各種脈絡(如它與王朝盛衰、士人心理狀態、創作的發展變化的關系,它自身起伏變化的軌跡等等),似都一一可尋。這些脈絡,實際上涉及文學思想發展史上的一些規律性問題?!保ā吨袊鐣茖W》1984年第5期)為什么歷史上的綺艷之風都伴隨著對功利主義文學的否定?即使到了今天,羅先生提出的問題仍然值得學界深思。這只是唐代文學發展的規律,還是整個中國文學發展的規律?其中有沒有普遍性的文學本質規定的內容?想必類似的問題當時已經回旋在羅先生的腦海里。

對這樣的問題意識,傅璇琮先生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在《唐初三十年的文學流程》一文中,傅先生說:“我很同意羅宗強先生的看法:‘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重臣們對文學的影響,不僅在當時文風的變化上,而且他們的文學思想,還深遠地影響著有唐一代文學的發展?!莆膶W的繁榮雖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這個朝代的建立之初,就已經奠定了一個比較正確的指導思想。這個比較正確的指導思想使唐文學的發展有了一個較好的開端?!保ā段膶W遺產》1998年第5期)傅璇琮先生重申羅宗強先生如是理念,可謂用意深遠?!罢_的指導思想”,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時代思潮”,一般性思潮可以是多元的,可以被接受也可以不被接受,但指導思想必須是正確的,因為它需要被自覺接受。一般說來,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的不相一致,我們看作是文學內部理論與實踐的關系,而指導思想與文學發展的關系問題,究竟是文學外在生態環境的問題,還是文學內在的核心原理問題,希望當今的人文學者能夠給出一個深刻的回答。

為此,我們就需要關注文學生態環境與文學發展規律的關系,而這實際上也正是傅璇琮先生的學術追求。世人皆知傅璇琮先生的學術成就主要在文獻考據,以1980年出版的《唐代詩人叢考》這本新時期古典文學研究復蘇后的發軔之作為標志,傅先生在文獻考據和古籍整理領域的自身貢獻和組織能力,是學術史上不可缺少的濃重一筆。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傅先生文獻考據的基礎工作是寄托著終極關懷的?!短拼娙藚部肌贰扒把浴遍_篇說道,“若干年前,我讀丹納的《藝術哲學》,印象很深刻”,“由丹納的書,使我想到唐詩研究”,“個人的特色是由于社會生活決定的,藝術家創造的才能是與民族的活躍的精力成比例的”。這意味著,《唐代詩人叢考》的研究方法,含有某種藝術哲學的隱性元素。二十年后,傅先生主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在突出資料性和實證性的基礎上,把唐代社會的文化政策、作家活動、作品產生、作家交往、文學論爭,以及相鄰的繪畫、音樂、舞蹈等藝術樣式,乃至宗教活動、社會風尚等,擇取有代表性者,逐年加以編排,以求“立體交叉”(《唐五代文學編年史》“自序”)地體現當時的文學面貌及其生態環境。學術界充分肯定這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的文學史范型價值,認為這是“宏觀”研究的學術理性注入文學史觀構建的相應產物,是真正“大文學史觀”指導下的“大文學史”。

1997年初版的“宋代研究叢書”之一的《宋代文學通論》,尤其是以“宋型文化與宋代文學”為標題的《緒論》,是該書主編王水照先生開啟“新宋學”[9]事業的標志性論述。以“宋型文化”這一特定范疇為標志,宋代文學研究從此開拓了新空間。當然,同時也要看到,另外那些并不標注“宋型文化”的研究成果,同樣把捉到了宋代文化與宋代文學的整體脈搏。比如,周來祥、儀平策的《論宋代審美文化的雙重模態》(《文學遺產》1990年第2期)已然指出,宋代審美文化作為中國古代社會后期之典型,既有古文運動與詩文革新,又有專門講求句法格律的“江西詩派”,既強調“明道致用”,又講求“唯造平淡”“不涉理路”“高其韻味”“妙悟”,如歐陽修,一方面是古文革新之領袖人物,另一方面又講究“閑和嚴靜之意”“蕭條淡泊之趣”,如此等等。吳調公在建國初十七年時代就闡述過司空圖的“韻味”詩美理想。新時期啟動了他的再闡釋熱情,《心靈的遠游——詩歌神韻論思潮的流程》(《文學遺產》1987年第3期)將司空圖、嚴羽、王士禎確認為“三位遠游人”,整體闡述詩歌神韻論的歷史思潮,因為三位遠游人中的兩位,正好是唐宋時代的詩學家,所以這里的神韻論思潮實際上是對唐宋詩學思想的一種特殊闡釋。吳調公指出,神韻詩美源自儒、道、佛的互補之境,“司空圖的雄渾的本體論混合著孟子的養氣。他要用‘養氣’糾正他所認為‘都市豪估’之類的元稹、白居易筆力不夠遒勁的弱點。這是偏于儒家的‘內充’。但當他贊美王維、孟浩然的‘澄淡精致’而‘豈妨道學’時,顯然他又認為這兩位詩人之融佛理于詩,不但沒有妨礙創作,相反地還有助于他們的風格的空靈澄澈。顯然這儒家的‘養氣’又和禪宗的要‘心悟’而不要‘外求’相結合”。不難發現,周來祥的“雙重”說和吳調公的“神韻”論所強調的儒、道、佛互補之境,都與王水照“宋型文化”乃中國傳統文化之成熟型范的判斷相契合,只不過王水照著眼于整個文化形態,周來祥著眼于文學藝術整體上的審美追求,而吳調公著眼于詩學之內在精神就是了。

總而言之,“新時期”四十年唐宋文學研究的豐碩成果,需要大量的篇幅來綜述介紹,這里所例舉者,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任何一種例舉都是為了說明某個帶有關鍵意義的問題,而本文所想說明的問題,也正是四十年學術實踐所提供的特具學術啟示意義的經驗范式:學術方法的創新如何才能真正有助于文學本質的發現。如此言說,有著特指當代時尚的用意,想必世人都已經意識到,“數字化”時代的到來,賜予當今學術以極大便利,往昔學人需要窮盡一生之力去搜求的資料,如今可以在鼠標點擊的幾分鐘內完成,而問題恰恰在于,技術條件的強力支撐如若不是進一步追求文本精讀基礎上的科學推理和審美感悟,或者是對材料積累的貫穿性審視考量,那就只能是大家一窩蜂去建“數據庫”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現在是“數據庫”有余而“思想庫”稀缺。

學術爭鳴,是學術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而在“新時期”唐宋文學研究四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引起學界持久關注而又足以引發未來學術討論的學術爭鳴,應該是以下兩項:一是關涉中國韻味審美和神韻詩論的司空圖詩學思想與《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的學術爭鳴,二是關涉中國散文這個文學本質性問題而具體落實在文章學體系建構問題上的學術爭鳴。這里所謂未來的學術討論,自然是指關系到中國特色文學體系建構的學術討論,基于唐詩宋詞的韻味詩學和基于唐宋古文的文章傳統,是整個古典文學中的華彩樂章,也是當代學人自覺建構中國特色文學體系的靈感源泉和思想基礎。唯其如此,我們才在四十年眾多學術爭鳴中選取這兩項來作重點考察。

陳尚君和汪涌豪合作推出的《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10],從一開始就具有文獻考據和理論辨析相互依存的特征,其輻射效應也因此而格外值得關注。其實,《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的爭鳴,之所以可視為四十年來唐宋文學研究的某種經驗范式,首先是因為司空圖的詩學思想,從新中國建國初十七年開始,就被那些認為文學的本質規定在于藝術審美的學者所重視,盡管在當時的學術生態下曾被評判為唯心主義,但隨著“新時期”的到來,就像詞學研究領域的學術反思實際上意味著為“婉約詞”正名一樣,詩學批評乃至于美學領域在“新時期”的新動向之一,恰恰也是對“神韻”論美學思想傳統的發掘和闡釋。惟其如此,對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著作權的質疑,就不僅僅是一本書的作者問題,實質上也引發了對一種貫穿唐宋兩代而延伸到整個中國審美文化史的思想傳統的質疑。要知道,這一學術爭鳴活動所處的學術史時期,恰值所謂“理論熱”與“文獻熱”的交替時代,盡管人們都知道所謂這個“熱”轉化為那個“熱”的說法未免過于情緒化,但關注點的轉移畢竟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尤其重要的是,事后人們對“理論熱”的批評態度,大都來自對“空疏”學風的反思,某種程度上,即便沒有陳尚君等人基于文獻考據的質疑,詩學理論界也有必要反思“神韻”論闡釋的“過度闡釋”問題。也正是因為如此,人們對這一學術爭鳴的關注,自始便具有文獻考據與理論推斷交織一體的特殊意義。再者,司空圖詩學思想被蘇軾所闡發,無論如何也具有唐宋一體而論的學術討論價值,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之所以將“唐宋文學”視為一個整體,按理應有其內在的學理邏輯,而蘇軾對司空圖詩學思想的自覺接受,緣此而有深入發掘的潛在價值。要之,基于以上理由,今天我們對前此爭論的總結,恰恰是以推動其進一步深化為目的,只有這樣,才真正是對某一經驗范式的總結。

基于上述認識,我們注意到王運熙先生的自我闡述:“我現在也傾向于《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所作的說法。今后,如果其他同志提不出強有力的反證,我準備放棄《二十四詩品》為司空圖所作的傳統說法。至于《二十四詩品》究竟出于何人之手,目前很難下結論,尚須繼續探討?!绷硪环矫?,他又指出:“有的同志說,如果《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所作,是否會嚴重影響司空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地位?我認為固有影響,但不嚴重。我認為司空圖詩論最重要的貢獻,是提出了‘韻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思與境偕’等言論,它們在前人基礎上進一步總結了詩歌的藝術規律,推動了意境說的發展。這些言論均見于他的單篇論文?!薄拔艺J為,《詩品》的理論價值實際并不比《與李生論詩書》等單篇論文高,它的特受后人重視,一個重要原因是它運用韻語寫作,運用大量比喻,本身是富有文學意趣的詩歌。它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吸引了許多文人?!保?1]言語不多,意味深長。一方面準備放棄傳統說法,另一方面又明確指出“目前很難下結論”;一方面說司空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不會因此而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又指出《詩品》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以詩品詩的藝術魅力。當然,人們也不難從中體會到《詩品》之價值并沒有想象的那么高的言外之意。而這恰恰提醒我們回過頭去重溫《辨偽》一文開宗明義的話:“近代以降,凡述古代文學史者,皆推崇此書,各種文學批評史、美學史專著,也多列專章論述之。研究該書的專著,已出版十余種,有關論文更多不勝舉?!睆摹敖酝瞥绱藭钡健袄碚搩r值實際并不比《與李生論詩書》等單篇論文高”,價值判斷上的差異,發生在《辨偽》論點提出而王先生也準備放棄傳統說法之際,這無疑是一種學術理路上的調整,降低《詩品》的影響力而維持司空圖的批評史地位,這樣一來,整個詩學思想史的闡述體系不至于因此而動搖。

數年過去,同樣關注此一論題的趙福壇提出,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一鳴集》有曰:“蜀本但有雜著,無詩。自有詩十卷,別行。詩格尤非晚唐諸子所可望也?!保?2]趙福壇文章所提供的文獻信息,應當已經引起了人們關注的興趣吧!不管這一條信息能否成為《二十四詩品》出自司空圖之手的有力證據,都希望能引起人們的重視而推動討論的深入。說到這里,想提醒人們注意一個現象,即便是在質疑之說提出之后,堅持《二十四詩品》為司空圖所作并進而視其為唐代詩學思想之精華的論著,依然不斷出現。我們當然不能苛求每一種以司空圖和《二十四詩品》為研究對象的論著必須直面應對《辨偽》的質疑,但學界如此這般而對某一引起爭執的問題視若不見,一旦這種“冷漠”成為普遍存在的學術常態,就未免有些不正常了。希望前輩王運熙先生“繼續討論”的希望不要落空。

《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討論的經驗啟示之一,是“通檢資料”之“通”。與此相關,旨在大而全的文獻整理,便是功德無量的事情。而對于唐宋文學研究來說,《全宋文》的編纂出版,意義自然重大。從1985年發凡起例,直至2006年全書出齊,歷經二十年。作為《全宋文》主編之一的曾棗莊先生感慨萬千地說:“二十年前《全宋文》初上馬時,學術界一般還不太贊成上大型項目?,F在上大項目成風,而且一個比一個大,似乎是應當適當加以控制的時候了?!保?3]的確,近年以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之“重大”,很多時候是依靠“體量”來顯示的,至于這些大體量的文獻整理是否真正具有學術價值,反倒在其次了。曾棗莊先生以其二十年主持真正意義上的重大項目的經驗所發出的感言,本身就意味著一種經驗范式的生成。陳尚君嘗言:“清代編成《全唐詩》和《全唐文》,帶動了近兩三百年間唐代文學研究的繁榮。我相信,《全宋文》的出版,將對21世紀中國古代文史研究總體水平的提升,對宋代文史研究開創全新局面,產生無以估量的巨大作用?!保?4]這種無以估量的巨大作用之一,便是與文本總集的整理出版相互驅動的“文章學”研究。與《全宋文》的編纂出版相協調,王水照先生編纂出版《歷代文話》,而伴隨著《全宋文》和《歷代文話》的出版,遂有中國文章學體系究竟成立于何時的學術爭鳴。

王水照、祝尚書一批學人主張中國文章學體系成立于南宋之世[15]。因為宋代以來,文章批評大量涌現,而且體裁完備,幾乎涵蓋了后世文章學著述的所有類型。宋代文章學初步建構了文章批評的理論統系,奠定了文章學論著的體制基礎,形成了一套具有適應于文章特點的批評話語[16]。然而,也必須承認,“如果不是把文章學局限于修辭學與章法技法之學的話,那么,在文章學的系統性、整體性與重要性諸多方面,《文則》恐怕仍不能與《文心雕龍》相比”[17]。吳承學在其論文中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從而推出事關中國古典散文之整體認識的焦點問題。

面對如此重大的學術討論,本文以有限之篇幅絕不可能有深度參與。本文值此所關心的問題,首先是:“在劉勰所論三十多類文體中,論及詩歌、辭賦和各體駢散文,而其重點則為詩、賦,因而《文心雕龍》應定位于研究‘雜文學’整體的理論著作,與一般所稱的‘中國古代文章學’是有區別的?!保?8]同時又有:“從文章學成立于宋代的立場看來,《文心雕龍》只是‘雜文學’的理論著作,并非‘中國古代文章學’的著作。不過,從邏輯上講,‘雜文學’是與‘純文學’相對而言,與‘中國古代文章學’之間并不構成非此即彼的關系。從本質上講,‘中國古代文章學’本身就是‘雜文學’理論。如前所述,宋代文章總集把六朝以來一直被排斥在集部之外的先秦漢代的經、子、史的大量內容吸納到文章系統之中,大大擴展了‘文章’的內容??梢哉f宋代以來的文章學系統,甚至比魏晉南北朝的更‘雜’?!薄白晕鲗W東漸,西方文學理論引進之后,中國文壇發生鼎革,‘文章學’才在一定程度上被‘文學’所取代?!保?7]顯而易見,既然爭鳴雙方都免不了以“雜文學”之“雜”以及“更雜”相互批評,那就說明,中國文章學曾被賦予“雜文學”的特性而與“純文學”構成對應關系。須知,包括詩賦在內的古代文章體系,實際上是被當作西學視域下的“文學”來看待的,緣此而生出“純雜之辨”的百年話題,如今正值中國特色文學體系建構之關鍵時期,擱置“純雜之辨”而維護傳統,還是穿越“純雜之辨”而自我闡釋,其實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時代課題。

陳伯海先生近年來指出過,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的“緣情”觀,意味著政教本位向情感本位的轉移,“緣情綺靡”的詩學命題泛化為各類文章的普遍規定,“情采”一語即其概括,而這一規定性恰好構成古代雜文學體制中的文學性標志,可借以會通古今文學觀念并展開中西文論間的交流對話[19]。陳伯海先生1986年發表的古典文學宏觀研究的代表性論文《中國文學的民族性格》中明確提出“雜文學的體制”(《文學遺產》1986年第3期),盡管源自西學的“純文學”概念在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語境下也遭遇學理闡釋上的困境,但絕不能因此而忽略以“純文學”為參照系而說“雜文學”的特殊意味——某種關于“非文學性”的價值判斷。意識到“雜文學”的“非文學性”,從而探尋其“文學性”之存在,當然是一種路向選擇,但不會是唯一的選擇。誠如吳承學所言,新文化運動以來“文章”被“文學”所取代,如果視此為歷史發展之必然,則“雜文學”的判斷就代表著否定性的價值傾向,如若不然,似乎只能選擇“文章”與“文學”的互不干擾。但這顯然不是最理想的狀態,因為這會割裂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內在聯系。倘若有可能將陳伯海先生致力于“雜文學”體制中的“文學性”確認的學術追求引入中國文章學之歷史生成的討論,以此而賦予我們的文章學研究以文學研究的本質規定,情形將會如何?

于是想到王水照先生的學術回憶。他參與其事的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于1962年7月出版后,胡喬木曾專門就散文問題發表過意見:“散文在古代文學中的地位那么高,現在我們把大部分作品都加以拒絕,說它們不是文學,這恐怕是一個缺陷。這里面有兩個問題:一、從歷史觀點來考慮,值得研究;二、從文學觀點來考慮,也值得研究?!保?0]胡喬木之所以要求從歷史觀點和文學觀點同時展開思考,如今想來,是兼顧了中國古代文學的民族特色和現代文化視域下文學的一般原理,如是之兩點論,顯然需要一個相互包容的結合點,而這理當成為今天中國文章學的文學研究或曰文學學科的中國文章學研究的重大課題。

以上兩個學術爭鳴的焦點問題,前者涵涉建國七十年來關于詩歌神韻之品味的藝術闡釋,并以司空圖為中介而連接起王維與蘇軾的特定線索,一方面造就了唐宋文學之當代接受的詩情畫意闡釋學傳統,另一方面也規范著通古今之變的文學本質闡釋學意向;后者包容了建國七十年來圍繞古文運動所正面展開的思想與文學討論,道德文章和自由散文的雙重內涵,決定了儒家文化復興背景下文章學術的文學性自覺,自成一種歷史集成和精神超越相互生成的特殊境界。感謝真正推動了如是學術討論的當代學人,正是這種看上去還沒有定論的面向未來而開放自己的學術論辯,賦予當代的文學研究以不愧于時代的獨到造詣。

 

[1]錢鍾書《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明報月刊》1978年7月。

[2]林庚《盛唐氣象》,《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2期。

[3]參見《光明日報·文學遺產》1955年7月24日、1955年11月13日、1956年11月11日。

[4]《評〈談白居易的寫作方法〉》,《光明日報》1954年1月9日。

[5]《典型問題商榷》,《新建設》1955年3月號;《關于典型問題的商榷》,《新建設》1955年6—7月號;《試論形象思維》,《新建設》1956年5月號。

[6]文章提到的趙毅衡《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于1986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趙毅衡《符號學與符號學的文學研究》發表于《外國文學評論》1989年第2期。

[7]《吸取新方法應以傳統治學方式為本》,《文史知識》1985年第10期。

[8]參見羅宗強《因緣居存稿》(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所附《學術編年》。

[9]“新宋學”的話題,對于當代學術人來說,仍然是一個經久不衰而又耐人尋味的話題。復旦大學緣乎宋代文學研究和“宋型文化”闡釋而創刊《新宋學》雜志,極具創造精神。筆者對于“新宋學”的理解,未至成熟境界,無法充分闡釋。

[10]1995年9月在江西南昌召開的古代文學理論國際學術會議上,《辨偽》一文的宣讀已然產生轟動效應。1996年3月,《文匯報》披露陳、汪辨偽觀點,同年在浙江召開的唐代文學年會即展開討論,不久《人民日報·海外版》有轉載,影響及于海外。1997年《中國詩學》第5輯特設“《二十四詩品》真偽問題討論專欄”,刊載王運熙、張少康、王步高、汪涌豪、張伯偉、張健、蔣寅、束景南、陳尚君文章。

[11]王運熙《〈二十四詩品〉真偽問題我見》,《中國詩學》第5輯,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12]趙福壇《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研究及其作者辨偽綜析》,《廣州師院學報》2000年第12期。

[13]曾棗莊《編纂出版〈全宋文〉感言》,《文學遺產》2007年第2期。

[14]陳尚君《古代文化積累和古籍整理的重要成果》,《文學遺產》2007年第2期。

[15]祝尚書《論中國文章學正式成立的時限:南宋孝宗朝》,《文學遺產》2012年第1期。

[16]王水照、慈波《宋代:中國文章學的成立》,《復旦學報》2009年第2期,收入王水照、朱剛主編《中國古代文章學的成立與展開——中國古代文章學論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156頁。

[17]吳承學《中國文章學的成立與古文之學的興起》,《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12期。

[18]《中國古代文章學的成立與展開———中國古代文章學論集》,第156頁。

[19]陳伯?!夺尵壡榫_靡——兼論傳統雜文學體制中的文學性標志》,《社會科學戰線》2004年第6期。

[20]參見《歲月熔金:文學研究所50年記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轉引自王水照《走馬塘集》之《自序》,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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