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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潔非:《文藝研究》文學組憶往

來源:“文藝研究”微信公眾號 | 李潔非  2020年02月11日08:49

1982年夏,我從復旦中文系畢業后分配到新華社《瞭望》雜志工作,卻仍執著于文學,對從事新聞工作內心不盡投入,頗傾心于業余寫作并發表文藝評論以及散文和小說作品。當時,78級大學生畢業對各單位都是一次新生力量的較大補充,新華社也不例外,僅《瞭望》就一下子添入十名左右新人。其中分到經濟組的林晨,是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78級畢業生,瘦高個,喉結突出,眼鏡度數頗深,頭腦敏銳。他與我不同,不光適應新聞工作,且迅速在經濟報道方面顯其優長。我們雖不在一個組,但我對文學的執著和在新聞工作方面的游移,編輯部的年輕人都了解。1984年底或1985年初,林晨找到我說,他有個同班同學在《文藝研究》做編輯,正想物色人,問我是否有意。我當然求之不得。很快,他的同學就到新華社宿舍來見面,這就是吳方兄。林晨曾講過,吳方在學校是他們的班長。見到吳方,人極沉穩,說話不徐不疾,而且和善。見面大約帶點面試的意思,不過,當時單位要人過程非常簡單,吳方見了一面并帶走一些我的作品后,不久就收到調動通知,中間沒有周折。

當年,《文藝研究》編輯部設在恭王府前院最北端的那一排由東貫西的兩層長樓上,即俗稱“九十九間半”者,編輯部占據著二樓西半截,文學組辦公室在西起第二間,面積當未逾15平方米。由于沒有宿舍,我就被安排在辦公室居住,最里邊貼墻舊式花窗下擺著我的辦公桌,右首豎放一張單人床,床尾橫著一架書柜,將以外空間隔開,外面沿墻與窗一橫一豎還有兩張辦公桌,那就是吳方的辦公桌和文學組組長楊志一先生的辦公桌。

我不知道那時中國藝術研究院有沒有自己的住宅樓、家屬院,調動前也不曾打聽或提出住房分配問題,不過住房必定蠻緊張。因為我東邊隔壁住著藝術組組長姚振仁先生,他年齡可以算我父輩,但由于是單身,也在辦公室棲身。我西邊隔壁,即主編林元老先生辦公室兼臥室,屋里亦置一榻,不過林先生晚間并不在此留宿,那張床應是因他年高而便于午間小憩的。

20世紀80年代,單位里還是先前的遺風,不呼官銜也不稱老師,我稱楊志一先生“老楊”,稱姚振仁先生“老姚”,即使是林元先生亦徑呼“老林”。林元先生資格很老,滿頭銀發,腿腳已不便,唯聲若洪鐘。我聽說他是《新觀察》的老人,并在他墻上見到李一氓所書贈的立軸,從中領略到了他的資望。不過,這并不曾給我們年輕人帶來壓力,平時談稿,有何看法都直說,至少我是如此。

我來了后,文學組變成三人。之前似乎有一位蕭立軍先生,調到《中國作家》去了,我或許就是頂了這個空缺。楊志一先生出身老《文藝報》,筆名楊驄,是20世紀50年代文藝批評界的青年才俊,曾經風頭頗有。不記得從哪里聽說,當年老楊的文章很有戰斗力,但我所見到的他卻完全對不上號。老楊頭發已白,胃和牙齒都不好,深度近視,臉上從來笑意洋溢,說話輕聲輕氣,他是湖南人,但并沒有湖南人通常的峻急之風。當時在文學組,他一老帶倆后生,按我記憶,相處頗洽。我和吳方同為78級畢業生,觀念、志趣投合自不必說,而老楊亦未顯出與我們隔膜,印象中我們組稿與謀劃選題,他都言聽計從。

先前《文藝研究》的版面上,藝術類和理論類文章似乎要突出些,這是我個人的感覺,可能與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學科領域、學術資源有關。不過文學版面也算有塊招牌,就是王蒙先生就年度短篇小說創作,持續為我們寫概覽性質的文章,很受關注。這稿子,記得是老林拿到并直接交付組里的。

1985年,正是中國當代文學大樹新風之時,文學方法論革新、創作中“八五新潮”以及“第五代批評家”崛起等熱點,都在這一年勃發。應該說,《文藝研究》文學版面之前在圖新求變上,相較《文學評論》《當代文藝思潮》等,是有些落伍、沉默的。吳方和我都對老楊提出了這樣的建議:文學組需要關注、加入新的潮流,同時保持我們的鑒別力,對于某些花哨、空洞、新瓶裝舊酒而對思維方式更新沒有意義的現象,與之拉開距離。老楊表示認可,匯報給老林亦認為恰當。1985年3月,我作為《文藝研究》編輯,到廈門參加了有名的“文學方法論革新研討會”。此會主張文學革新的人士云集,而最突出的,是新崛起的青年批評家群體幾乎到齊,且在會中占盡風頭。以這次會議為契機,文學組的組稿對象、稿件來源較以往發生了明顯變化。

與此同時,文學組開始研究在來稿組織及選擇以外,主動提出和表現我們《文藝研究》對文學革新的觀點與主張的問題。組內幾次研究后,一致認為應把注意力放在思維方式問題上。當時,不少標榜文學方法革新的作者套用所謂“三論”(即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研究作家、作品,甚至生造公式,把文學批評和研究搞成數學論文的模樣。這一度很是時髦,但在文學組,我們不甚以為然,覺得文學觀念革新應從徒具其表、言不及義的花拳繡腿,撥往切實轉變思維方式的方面。于是決定由文學組邀請文藝家、科學哲學家以及社會科學家組成三方會議,就如何認識文學思維方式變革以及如何變革文學思維方式,共同研討。研討會于1985年5月3日租什剎海某會堂舉行,與會者有劉青峰、邱仁宗、黎鳴、沈小峰、司馬云杰、俞建章、閔家胤、林方、陳駿濤、謝冕、高建、魏宏森、金開誠、劉烜等。其實多年后,我對開會日期已記不太清,此次專門一查,竟是1985年5月3日!彼時動作之快,即便是親歷者的我,如今也不免暗暗吃驚,真為那年代文壇的意氣風發感慨不已。會議記錄經整理之后,以“關于文藝研究的‘三維對話’”為題,發表在《文藝研究》1985年第4期,導語寫道:“五月三日,本刊邀集在京的十余位理論工作者,就有關拓展文藝研究思維空間的若干問題舉行座談。其中有從事自然辯證法研究的同志,有研究哲學和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同志,也有專門從事文藝學研究的同志,形成了一次關于文藝研究的‘三維對話’?!边@個“三維對話”的提法,出之于我。當時覺得既是圖新求變之會,提法也得出點新意,現在看不免造作。然而,80年代特有的銳氣,后來確實難以重現了。

“三維對話”,是我在《文藝研究》工作期間,文學組舉辦的唯一一次研討會。舍此之外,文學組于正常組稿、發稿的同時,主動和有意識采取的又一行動,是約請文學語言學方面的文章。方法論革新的喧囂過后,文壇開始冷靜和沉淀,轉而注意語言、敘事與文本問題。對這一動向,《文藝研究》未再落于人后。1986年春,我們幾乎第一時間就聚焦于此,開始從版面上集中編發這一主題的文章。為組織稿件,老楊曾領著我,專門到汪曾祺先生、張承志先生的寓所拜訪。汪老當時住在蒲黃榆,家中十分簡陋,水泥地面,狹小的兩間屋子擺著從前典型的從公家借來的桌椅床柜家具。張承志住得更差,是一棟小破樓,室內黑暗。之后,汪老如約寫來《關于小說的語言(札記)》,含“語言是本質的東西”“從眾和脫俗”“神氣·音節·字句”“小說語言的詩化”四小題,寫作日期為4月24日。我們使之載諸《文藝研究》1986年第4期。這是我所經手編發的唯一的汪老作品,也是他晚年較重要的文章,惜乎原稿大約已經不存。約來的稿子中,我記得還有林斤瀾、南帆、李陀等先生的文章。1988年初秋,林斤瀾、李陀兩先生以所主持的《北京文學》,為汪老辦了畢生唯一一次創作討論會,吳方和我都應邀參加。記得其間我倆私聊,都遺憾此會未由《文藝研究》召開。當時因經費之故,也由于編輯部日常狀態是各組各謀其務,辦會不太方便。

我在《文藝研究》時間不長,攏共未足三年。后來,劉再復先生問我愿不愿意去社科院文學所工作,那里當時有個新學科研究室(即今比較文學研究室),想要開展和加強文學的邊緣研究,我也對此很感興趣。1987年11月,我辦理了調離手續。離開后,雖仍住恭王府(1986年底,在研究生樓旁新建的簡易樓里分給我一間),消息卻不多,偶爾路遇吳方、老楊等,打打招呼。不久,聽說吳方也調出《文藝研究》,去了劉夢溪先生的文化研究所工作,而老楊則退了休。又數年,驚聞吳方亡故的噩耗,專程趕去向遺體告別,首度切近地體會了生命的無常。

本文原載于《〈文藝研究〉與我的學術寫作》(金寧主編,文化藝術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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