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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不用歡呼歷史被改寫,奧斯卡遠沒做到“多樣化”

來源:文匯報 | 柳青  2020年02月11日08:42

由奉俊昊執導的《寄生蟲》在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中摘得四項重量級大獎,并創造韓國電影史上多個第一。

因為《1917》《愛爾蘭人》《好萊塢往事》《小丑》《婚姻故事》等作品,今年的奧斯卡被視為“大年”,但繁榮背后,創作者的性別、視角和審美框架,其實是單一的。在這樣的背景下,談不上奧斯卡“成全”奉俊昊創造歷史,事實正相反,幸虧還有奉俊昊能讓奧斯卡 “找補”——至少,能把大獎給一個不會說英語的亞洲導演,距離“多元”的目標,邁出了千辛萬苦的一小步

韓國導演奉俊昊創造了歷史,他導演的《寄生蟲》在獲得戛納影展最佳影片后,又在奧斯卡頒獎禮上連得最佳國際電影、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導演和最佳影片。奧斯卡獎的最佳影片頒給非英語片,這是第一次。

英國導演門德斯的《1917》領跑了整個頒獎季,從金球獎開始,拿遍導演工會、制片人工會和英國電影學院獎這些重要獎項,《寄生蟲》在最后時刻翻盤,話題不免集中于韓國電影集體發力,奉俊昊憑借之前的《雪國列車》和《玉子》已經是一個進入好萊塢主流體系的導演,《寄生蟲》片方發揮了強悍的公關能力等……其實,“歷史性的時刻”發生時,我們可以感受到,即便站在話語權頂端的奧斯卡也有“求生欲”,過去的幾年里,電影人一次次通過社交網絡對奧斯卡評價體系發起的“倒逼”產生了作用,言語有其力量,面對性別和族裔多樣化的議題,奧斯卡的回應固然緩慢保守,但畢竟有了點反應。

奧斯卡的“求生欲”

時間撥回奧斯卡頒獎前一周,奧斯卡的“姐妹淘”英國電影學院獎BAFTA頒獎,這一屆的BAFTA從提名階段就被指責“太白了”“太男了”。頒獎現場,英國電影學院名譽主席劍橋公爵的幾句話更是惹了眾怒,因為他說:“這個時代強調多元和多樣化,但我認為藝術應不受干擾地堅持擇優?!边@種聽起來振振有詞的保守主義言論,是以“專業至上”的幌子,鞏固既有的行業權力結構,審美和修辭技術的度量衡,本質是西方男性制定并維護的一整套游戲規則。就不奇怪杰昆·菲尼克斯在領取最佳男主角獎時說出:“我對冗長的儀式感到厭煩,我們這個行業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種族主義的行業?!彪m然他也是白人男人。

在BAFTA被口誅筆伐的奧斯卡前夜,一位北美電影專欄作者寫了一篇《我愛奧斯卡,可我想和它談談》,這位作者寫道:“當評委和權威們在密室中自以為捍衛著專業主義時,他們了解過外面的世界怎樣變化嗎?他們了解當下行業的現實風貌嗎?脫離行業現實的擇優和嘉獎,怎么可能有活力?”

物傷其類,從提名階段就被圍攻的BAFTA不可能不觸動奧斯卡,《1917》在連得導演工會和制片人工會這兩個最重要的行業獎之后,輸給《寄生蟲》,這可以看作電影行業內部存在著“微調”的努力。這兩部作品同屬于2019年最好的幾部電影?!?917》顯見的是它在拍攝技術方面的出色,尤其在影片的第一個段落,導演用反常規的拍攝視角和細致的鏡頭拼貼假造的“一鏡到底”,制造出類似CS游戲體驗的浸沒式氛圍。而門德斯真正的功力體現在影片的中后程,他把一個常規的戰爭題材的佳構劇,在劇作技術層面處理得登峰造極——一個通俗的“普通人完成英雄行為”的主題,在抒情和殘酷的交織中從容寫就,并且,視聽的處理繞開“戰場絞肉機”的窠臼,華彩在于一個士兵“感受”到的戰爭,而非客觀的戰場?!?917》的問題也就在這里,它給出了一個修辭精致、極致的樣本,然而它的主題是男性中心的,它的幾乎完美的修辭能力則是嚴格繼承了西方中心的戲劇傳統。

《寄生蟲》剛好倒過來。它看起來通俗易懂,自從戛納影展之后,奉俊昊得到的最多贊譽是“在類型片中注入作者電影的思考”。劇情中涉及的社會分化問題,是這個時代最全球化、最能引發共情的議題。奉俊昊的功力在于舉重若輕,嚴格地說,《寄生蟲》不是一部類型片,立足點也不在于“批判現實主義”,導演對社會分化的呈現以及他的態度,甚至是曖昧的。影片的能量在于一個導演“無中生有”“假作真時”的構建能力,它同時是戲劇的構建也是視聽的構建,片中的人設和表演有著高度的漫畫感和寫意感,導演時刻滑動在戲劇和電影的邊緣,在虛虛實實的情境和語境中,他真正探討的是結構不公平之下,人的欲望和精神世界?!都纳x》觀感親民,卻深藏藝術想象力的機鋒。

因為《1917》《愛爾蘭人》《好萊塢往事》《小丑》等作品,今年的奧斯卡被視為“大年”,但繁榮背后,創作者的性別、視角和審美框架,其實是單一的。在這樣的背景下,談不上奧斯卡“成全”奉俊昊創造歷史,事實正相反,幸虧還有奉俊昊能讓奧斯卡“找補”——至少,能把大獎給一個不會說英語的亞洲導演,距離“多元”的目標,邁出了千辛萬苦的一小步。

更多女性導演、非裔亞裔導演仍被遮蔽

一個正常、健康的行業環境,需要多樣化的創作者、多元化的表達。而以奧斯卡為首的秋冬頒獎季,對于日漸“眾聲喧嘩”的行業,回應是遲鈍的。一個韓國導演脫穎而出,更多的女性導演、非裔亞裔導演,很大程度仍被遮蔽著。

紀錄長片單元的提名和授獎成了某種隱喻:無論在廣義的大環境還是電影業的小世界,女性承擔的責任和付出的勞動,與她們獲得的注視和肯定,是不匹配的。

《小婦人》被提名最佳影片后頗有爭議,“從小說到電影,《小婦人》都被高估了,原作甚至不值得被一再翻拍”?!缎D人》是不是一流的文學,見仁見智,但有多少作者從少女的視角寫出這些有層次感的女性樣本,喬的獨立、自由當然是最被欣賞的,而梅格的自覺被規訓、艾米為了沖破階層的天花板作出的人生綏靖,何嘗沒有痛苦的分量呢?一些女性主義作品“不夠優秀”固然可以是一種客觀判斷,而她們跑不贏頒獎季才真正折射了這個行業的結構矛盾。用“藝術正確”去指點視聽修辭水平的高下時,不如先問一句,女性導演和有色人種導演能獲得同等的創作資源和實踐機會么?在起跑線嚴重不均等的環境里,談一視同仁的擇優,是不是“胡不食肉糜”。以及,如果沒有這些陪跑且最終被忽視的女導演和少數族裔導演,那些被貶抑、被損害的女性、逆襲的女性、那些西方視角和男性視角里“不可見”的故事,還有誰來講述呢?

菲尼克斯怒罵好萊塢電影業“是個種族主義的行業”根本不是嘩眾取寵,性別和族裔的籬笆墻比想象的更頑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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